当前位置:首页 » 藏商人物

美国人益西·德成 牦牛绒里的藏文化

时间:2014-07-24   来源:外滩画报

8年前,22岁的益西·德成刚刚大学毕业。在母亲的建议下,她带着一个小小的摄像机,开始了冒险之旅。这个有着一半藏族血统和一半美国血统的姑娘第一次来到甘南藏族自治州时,一句安多藏语都不会说。谁也没想到,她会在这里安家、落户、结婚、生子。和德成一同成长的是她的牦牛绒产品手工作坊。他们以当地牦牛绒为原料,以最传统的编织工艺和全天然矿物染料制作毯子和披肩,如今已经拥有150多名员工,年产9000条毯子和披肩。在德成眼里,这不是直接拷贝西藏风格的产品,“而是从藏族文化中借鉴一些元素进行再创作”。


诺乐明亮的现代化纺纱车间里,穿着传统藏族特色服饰的女工们坐在纱轮后专心纺纱。


4 月的仁多玛乡依然飞雪连天,天空灰茫茫,将一片枯黄的广袤草原映衬得愈加苍凉。这里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 3500 米,生活着 1500 多居民、6000 多头牦牛和 20000 只羊。


益西·德成将屋子里的炭火烧得更旺,不断问我们冷不冷,要不要添更多奶茶。这里的冬天总比外面更加漫长,很多时候,到了 6 月还在下雪。在仁多玛乡住了 8 年之后,德成依然有许多不习惯之处,她现在住的房子是乡里罕见装有抽水马桶和淋浴的,她在自己的厂里也修建了公共厕所,后来却为工人们的卫生习惯颇为头痛。


这里的冬天实在太冷了,“我们的水、牙膏、洗发水……都结成了冰。”在每年最冷的一二月份,这里的一切仿佛都被凝结了,每个人都不愿外出,学校不上课,工厂也会歇业,德成会带着女儿暂时返回美国与父母同住。


8 年前,22 岁的德成来到这个村庄。有一半藏族血统和一半美国血统的她立刻意识到自己与其他人的区别:“我长得跟其他人太不一样了,也完全不会讲当地话。没有人相信我可以坚持下来。”


可是,出乎当地人意料,这个刚来时连安多藏语也不会讲的美国女孩,在仁多玛乡安家、落户、结婚、生子。更重要的是,梦想也在茁壮成长。


8 年前,德成以“诺乐”为名在仁多玛乡注册了一个生产各种牦牛绒产品的手工作坊,如今,这个工厂已经成为拥有 150 多名员工、年产 9000 条毯子和披肩的生产基地。他们的产品以当地牦牛绒为原料,以最传统的编织工艺,以全天然的矿物染料制作完成。与德成预想的一样,这种具有高原藏区特色的手作产品在时髦的巴黎迅速收获大量拥趸,其中包括路易威登、爱马仕这样的名字。


30 岁的德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女儿诺增已经 4 岁了,小女儿才 5 个月。


神赐的财富


从合作市到仁多玛乡,其实只有 23 公里,车子却足足开了一个半小时。土生土长的司机说,与合作市内不同,这里是纯属藏族人的区域。“这里还很保守,当地人(藏族)其实并不怎么欢迎外来者。以前,也曾有回族人以及汉族人在这一带生活,最后都离开了。”这位后来也不得不离开的回族大叔在谈到对当地的印象时,有点不屑地评论说,“就像通往村子的这唯一一条红土路一样,无论外面的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的一切经年不变,保守,陈旧,闭塞,完全跟不上形势。”


大多数仁多玛乡的居民如今依然保持着游牧的生活方式,遵从一套艰苦而又相对散漫的生活哲学,“对于牧民来说他们的最大财富全部来自自然,土地、草原、矿藏…… 如果有外面的人要进来,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你们是否来争夺自然资源,他们会警告你,不准在这里搞牧业,也不准开矿。”德成这样向我们解释当地的“排外”问题。


德成将目光放在藏民们忽略的财富宝藏上。“诺乐(Norlha)是藏族人对于牦牛的称呼,它的另一个意思是‘神赐的财富’,当然,这个单词指的不仅是单纯的物质财富。”德成解释道。


藏族人与牦牛相伴千年, 却似乎始终忽略了牦牛身上的一个极其“细小”的财富——牦牛绒。所谓的“绒”并不是毛,而是生活在高原寒带地区的动物毛下特有的一层更细密的“底绒”,用以防寒。这层绒每年秋季开始生长,到了春暖花开时又会自然脱落。传统上,人们最常见的是“羊绒”,最昂贵和最具争议的是藏羚羊绒。虽然牦牛绒在色泽和光洁度上比羊绒略逊一筹,但前者在细密程度上可以与山羊绒媲美,“虽然可能没有山羊绒柔软,但绝对更结实耐磨。”


德成说,更重要的是,抛开材料本身的特性,牦牛绒更罕见,“羊绒早已司空见惯,相比之下拥有藏文化色彩的牦牛绒听上去更有吸引力。”她一边说一边在电脑上随意点击了几个最知名奢侈品牌网站,一条牦牛绒制作的围巾售价从数百至上千欧元不等。


在传统中,牧民会用羊毛和牦牛的长毛制作毯子、毡子和门帘等日常用织物,“他们有的时候也会使用到库,但不是用于纺织成布,而是仅仅用来作为帐篷缝隙的填充物,以更好地抵御严寒。”


德成说,直到近年来,有纺织公司才开始收购牦牛绒,以这种材料进行纺织被认为是一种创新。


即便如此,直到今天,在藏区,牦牛绒依然算不上是一种普遍的产品。甘南地区的牧民认为,牦牛的生长成熟周期比羊更久,这意味着饲养牦牛的投资更大,而成年后的牦牛通常是以奶、油(牛油)和肉等产出经济效益。


在牧民心目中,每年一次的牦牛采毛已经算是又麻烦赚钱也不多的吃苦生意了,而底绒的采集过程则更加麻烦。因为“库”是不能用剪子剪的,只能每年春季在其自然脱落的过程中用手一点一点去扒。相比粗壮的外层牛毛,这层底绒非常细,直径小于 20 微米,长度为 3.4 至 4.5 厘米,且有不规则的弯曲,手感糯滑。最好的“库”产自两岁大的牦牛,牧民们称这些小牦牛为“亚日”(Yhari),每头亚日,每年只能产出大约 100 克左右的“库”。在诺乐工坊,每条纯牦牛绒围巾大约需要 4 头小亚日产出的“库”才能制作完成,而更大的披肩则可能需要 7 头小亚日的“库”。


德成直接从附近草原的牧民家中收购牦牛绒,其中品质最好的 40% 会用手工制作成各种昂贵围巾和披肩,其余的 60% 则以机器压制成毛毡。在德成带领下,仁多玛村的牧民们开始意识到,原来废弃的牦牛绒也可以为他们带来稳定的收入。


诺乐的工人在整理骆驼绒


“我们是认真的!”


瘦小的德成站在藏族同事中间很快就被淹没。如今,她已经可以流利地讲安多藏语,但不习惯穿藏袍,“看上去太奇怪了。”她可以讲不错的中文,但坚持用英文接受采访。在谈论起她的母亲 Kim 的时候则强调说,她是“来自欧洲家族的美国人。”


德成受母亲的影响很深,在谈论起自己的母亲时滔滔不绝。母亲 Kim 来自一个富有的欧洲移民家族,在法国成长并受教育,她是人类学家、宗教学家、设计师和摄影师,后来嫁给藏族男子为妻。“这在我们家族里并不算什么,事实上,我们家似乎一直走国际化路线,家里人与世界各地的人通婚,家族聚会的时候可以听到带着各种口音的英文,就好像是在联合国开会一样。”德成笑着说道。家族的另一个传统就是信奉“勤奋工作,享受生活”,“外祖父是非常聪明的希腊人,通过做生意挣了许多钱,于是在法国买了酒庄。”在法国出生的德成从小就在外祖父的酒庄生活,她记得每年葡萄收成后,就是家族聚会的好日子,大人们会拿出酒窖里最好的酒畅饮。


这样的美好时光对于当时还年幼的德成来说虽然“不具任何实质意义”,但潜移默化中却依然影响深远,比如母亲会告诉她,“人活着不仅是为了挣钱,重要的是要找到更有意思的事情来做”。


从小跟随父母游历欧亚各地的德成 18 岁那年才回到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她本可以有一些看上去更循规蹈矩的职业机会,在 Kim 的提议下,22 岁的德成带着一个小小的摄录机,开始冒险之旅。


钟爱藏族文化的Kim 对织物有着超过 20 年的兴趣,在她看来三种毛织品最漂亮——山羊绒、驼绒和牦牛绒。她交给女儿一个任务,到中国甘肃省的藏区进行牦牛绒市场调研,还给了女儿一张名单,上面列着一些之前有来往的当地家庭联络信息。德成还记得当年自己拿着这张名单,跑遍整个甘南地区,挨家挨户拜访潜在合作对象的情景。“每家人都很热情地接待我,饶有兴趣地听我讲完整个创业计划,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她回忆说,“没有人相信我能做成这个计划,他们甚至不相信我可以生活在这里。”


在甘肃偏远农村,德成正在为找不到合伙人焦虑不已,与此同时,远在法国的 Kim 同样在为找寻投资人奔波,“有投资人问我们这个项目可以几年收回成本,我们说五年,投资人笑了,说,最多(只能给你们)两年。”


Kim 最后决定将自己的钱投进来,德成认为这是一个对外的承诺:“我们是认真的!”


诺乐以当地的牦牛绒为原料,以最传统的编织工艺和全天然的矿物染料制作毯子和披肩。


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诺乐明亮的现代化纺纱车间里,穿着传统藏族特色服饰的女工们坐在从尼泊尔运来的传统木制纱轮后专心纺纱。她们从身边的袋子里拿出已挑拣好的米白色或褐色牦牛绒,一边滚动纱轮,一边聊天,巨大沉重的珊瑚项链从脖颈间垂落下来。


在这里平均一个工人四天能够制作一条披肩需要的纱线,然后这些纱线将被送到织布车间,在那里每个工人同样也需要四天时间完成一条披肩制作。


2007 年开始,诺乐牦牛绒手工作坊正式成立。按照德成的想法,这将是在高原藏区推广的有利于当地发展的全新商业模式,“并且,这种模式应该是可复制的。”


除了直接从牧民家中收购牦牛绒外,诺乐坚持只雇用本地人,“老弱病残妇”优先。目前,诺乐已经有 150 名左右的员工,其中多数为女性。


由于坚持以最古老的方式手工制作各种布料,德成必须对每一个员工从零开始培训,大约需要六个月时间。


“相比于其他少数民族,藏族人其实并不是以擅织布闻名的。”德成说,过去牧民们只不过是把织布当做冬季不能游牧时的消遣活动,作品也更偏向于实用性高的日常消耗品而缺少艺术性。


德成展示了一些样板,其中能称为纯粹西藏特色图案的是一种简单的竖条纹,为了开拓更多产品种类,他们在其中又加入了诸如尼泊尔、印度、缅甸等地织布技巧,并请来尼泊尔纺织大师教授工人,“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大叫,太难了,太难了,不习惯,做不了。但我会坚持要他们学,渐渐地,每个人都变成熟练工。”她笑着说道。


一名女工在木制织布机上制作一条蓝黑相间的披肩。这种拥有繁复的菱形花纹的图案被非常形象地称为“鸟巢”,算是诺乐工坊制作最困难的一款花色。


“关键在于在什么时候需要换什么线,完全需要制作者自己心中有数,所以只有熟练工才能做得出来。”


在工作间的另一头,巨大的桌面上堆放着各种花色质地的围巾、披肩。负责检验的工人会对每条产品进行仔细检验,有一些细微的线头要小心挑出,另一些存在更大瑕疵的则可以通过每条围巾边缘缝制的制作编号找到制作工匠。


按照不同的制作工序,诺乐工坊被划分为纺纱、绕线、织布、检验、染色和整烫等不同工序,每个工人都有机会尝试各个工序,然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与此同时,每个工人根据技艺高低、工作难度和工作量,领取不同的薪水。


事实上,这些世代以放牧为生的藏民已经在思考改变生活。对于普通读书不多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会选择外出打工,与中国其他偏远地区一样,在这里“空巢”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德成相信,诺乐的商业模式能为当地提供更多稳定的就业岗位,“他们再也不用外出打工, 而是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以自己特有的东西获得稳定的生活。”


一切听上去顺理成章,但推行起来依然困难重重。德成一直为招工的事情烦恼。“最近,牦牛的价格一直在涨,牧民的年收入提高得很快,大家觉得放牧挺好,都不愿意来上班。”


另一方面,“有些人没什么时间观念,另外一些人或许说不来就突然不来了。”德成颇有些苦恼,“但你又不能去责备他们。因为(缺乏时间观念)这本来就是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你很难去跟他们解释这为什么是错的。”


4 岁的诺增就像是一股“小龙卷风”,飘到哪里便席卷全场。


以环保方式制作的围巾


30 岁的德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女儿诺增已经4 岁了,天生有发泄不完的精力,用德成的话来说,就像是一股“小龙卷风”,飘到哪里便席卷全场;才 5 个月大小女儿则相对安静甜美许多。


像所有全职妈妈一样,德成不得不将还在襁褓中的小女儿拜托母亲暂时照顾,大女儿诺增则已经可以自由自在地奔跑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了。与她的母亲一样,这个有着男孩子帅气性格的小女孩在中国西藏与美国的两种文化里成长。在家里的时候,德成与女儿讲英文,德成的丈夫则讲藏语。


德成和诺增刚刚从美国回来,那算是德成一年一度难得的长假。在美国,她住在纽约父母的房子里,女儿也可以送入托儿所。仁多玛乡的条件自然不会有纽约那样便利优越,当地没有能够让诺增这样年龄的小孩入托的学校,德成拜托邻居藏族大妈在她工作时暂时照看女儿。


下午 4 点,诺增准时出现在诺乐门口,她知道妈妈要下班了。德成的家其实离工坊不远,出了大门向左转一个弯,走两分钟就可以看到那栋建造在小山丘上的水泥平房。那是一栋兼具藏区特色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房子。屋内有藏区特色的摆设,有小小的佛牌,巨大温暖的热炕以及宜家买来的家具,民族图腾织物铺盖的沙发上随意摆着iPad,里面存放着她最喜欢的英剧,《纽约客》的网络版以及惊悚大师肯福莱特的全部作品。屋子里,有现代化的厕所、淋浴设施,屋外的小院子里有诺增的小自行车。


德成不擅做饭,工作时她会与大家一样在食堂吃大锅饭,每隔三个星期则要坐上四个小时的汽车到兰州市里采购她习惯吃的进口芝士。


在物资有限的仁多玛乡,她依然努力维持自己的西方生活方式。这个有一半西藏血统的美国女子似乎不屑于过分兜售“民族”概念。“在西方,人们听到我们是来自藏区的品牌,都以为我们做的就是直接拷贝西藏风格的产品。总要问,这是西藏的编织吗,这是西藏的图腾吗。”德成不喜欢这种看法,在她心目中,诺乐是植根于藏族文化的创新品牌,“我们从不直接拷贝,而是从藏族文化中借鉴一些元素进行再创作。”


以产品的设计为例,诺乐的所有产品颜色都比较朴实自然,仅以砖红、蓝、青、黄、米、褐、灰几色为主。德成解释说,不是因为染不出其他颜色,而是因为这几种颜色是最具高原藏区特色的代表性色彩,从“碧蓝”到“幽蓝”的天空,青草翠“绿”的草原,“黄色”的格桑花,“红褐色”的寺庙,棕色或白色的牦牛……


另一方面,这个小小的手工作坊把环境保护问题纳入自身的职责范围。比如,他们采用从瑞士进口的染料来为产品染色,这种染料的颜色多从矿物中提取,将对草原环境的影响减到最小。


一个来自高原藏区的品牌故事,以及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很快帮助诺乐打开西方市场。如今他们已经被法国权威网站列入可持续发展奢侈品的行列。


人们会花费上千欧来购买一条以环保方式制作的围巾吗?


“我觉得在花得起的前提下,人们应该更愿意倾向绿色产品吧。”德成这样回答。


来自《卫报》的一篇文章似乎也正印证了德成的想法。这篇名为《绿色,奢侈品的新增长点》的文章提到,自 2008 年开始,以婴儿潮一代为主的消费群强劲回归,不过与传统的消费族群相比,新兴人类除了关心产品的品牌、质量外,同样关心产品是从哪里,以何种方法制作完成的。


“如果说,早几年爱马仕的CEO 们或许会嘲笑那些鼓吹环保的概念产品,而现在所有奢侈品牌都意识到他们必须与环保站在同一阵线,环保与奢侈并不冲突,因为两者都讲究永恒、可传承、耐用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篇报道说。


从 2008 年开始,诺乐的产品在巴黎被各大顶尖品牌时装屋订购。“每一季,他们会在我们提供的样品中挑选一些产品,然后买断生产。每款产品的设计和制作全部来自诺乐,他们并不干涉,最多只是偶尔对产品的尺寸进行微调。”德成解释他们与欧洲时装屋的合作方式,但她显然并不仅仅满足为顶级品牌 OEM 生产一种发展模式,“现在,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品牌打开国内市场。”


比起火爆的欧洲市场,像诺乐这样的高档牦牛绒品牌似乎在中国本土显得水土不服,他们也尝试开发网上销售渠道,但一年只卖出去 30 条围巾,“对于本地网络消费者来说,一条动辄上千元的围巾太过昂贵了。”德成无奈地叹息道,对她来说,培养本土牦牛绒拥趸和改变藏族人的生活习惯一样,都需要足够的时间。

来源:外滩画报